（作者系北京一零一中校长）

    教室里的那丝悸动

    农雨桐

    出了清华西门，跟着万泉河边的汉白玉栏杆向西走，不用多久便能看见一零一的校门。记得曾有学长调侃“你们毕业以后，不管是往东还是往南走，回来也就几步路的事儿。”当时听这话，只觉得学长是在拿较劲已久的北大和清华开玩笑。直到交换归国，再次站在一零一的校门前，我才明白，这回来的几步路，通向的是最初的起点。

    “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当年在刘丹妮老师的“威逼”之下写下这篇作文时，我其实没什么感觉，还是那个只关心二战、军装、漫画和电影的“文艺女青年”。直到幡然醒悟那天，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上“心系天下”这条路。丹妮老师开始带领大家研究城乡二元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社会道德准则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看似庞杂的命题被她巧妙地藏在了各种“面纱”之下，比如让我们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聊聊卡尔维诺什么之类的。不只是语文课。在地理课上，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一种对于整个世界的宽大的爱。林雁老师用她的相机和有些尖细的声线微颤着描述我们所处的宇宙和这个星球。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大陆和大陆突然连接起来，似乎伸手就可以跨越那广袤的空间，握住地球彼端一只陌生却熟悉的手。还有历史课，李凯老师的连珠妙语，到了邢秀清老师那里更加沉淀，成为一种厚重的底蕴，对这个国度和她悠久文化的向往与好奇也慢慢生了根。

    它们在我心中的生长如同在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季节，在不知不觉中，就蔓延了我的整个世界。

    一零一的老师们对于我来说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存在的：摆脱冷漠，去恨，然后去爱。大至世界，小至周身。

    这痛苦而热烈的后现代英雄主义，推我前行。我本想学学德语去德国某个孔子学院混日子买房子安闲终老，但那个如同切·格瓦拉上身的梦想，如此潜伏着，直至爆发，令我从原先那个世界的砖瓦泥沙里挣扎着脱身，投奔更能济世救人的社科领域去了。

    在一零一中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建设永比批判困难，而且更为重要。人文的追求是让人的精神最大化，是探求精神解放与终极关怀。在这个过程中，批判确实是必要的过程。它是个体第一次对周边世界蹙眉时的觉醒。我的批判是因为我的热度，是因为爱着那些被批判着的事物。我想带着我的爱去做一个改变者、一个建设者，希望用我将要学到的东西来做到这一切。

    在一零一沉淀下来的这份热忱，成为了我性格中支柱性的一部分，伴随着我在清华园里度过了无数个日夜。就算我姗姗来迟的叛逆期使得我本来就无从适应的大学生活雪上加霜、学业和感情均遭到巨大挫折，它仍在那里。只是，当我走得越远、见到的人越多，它的棱角就被磨得愈加柔和。无论是在斯德哥尔摩的夜幕下和朋克青年举杯相庆，还是在奥胡斯的海边一边喂鹿一边和俄裔丹麦学生争论苏联在冷战中的选择；无论是为了罗杰·卡斯曼的被误解和牺牲潸然落泪，还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女性的最终觉醒。

    这一切的原点，都是我坐在一零一的教室里，第一次考虑到自己竟和这世界有着如此深刻而广袤的联系时，那丝惶惑而纤细的悸动。

    （作者系北京一零一中2013届人文实验班学生）

    “大高中”的文化密码

    赖配根

    一所有历史的学校，校庆不在表面的光鲜、热闹，而在内里文化记忆的沉淀、闪光。

    走过70年岁月的北京一零一中，到底有什么文化基因值得我们去“解码”？或者，通过它，我们能找到当代中国高中应该具备何种文化使命？

    高中要“大”。一零一是比较大的，占地300余亩，从学校大门进去，走过长长的林荫道，才看到不高的几座建筑，隔着荷塘水榭，掩映在大树之中，仿佛是北京的一块世外桃源。许多人喜欢一零一，或许就是被它这样的大美所征服吧。但学校之“大”，不在于面积，而在于精神。如果一所学校的精神视界狭隘、目光短浅，那么占地再宽广、建筑再气派，也是“小”学校。一零一中的“大”，就在于她精神疆域的广袤。她的办学精神是“大”的：70年来以国事担当为己任，以培养未来担当人才为目标。也就是说从一零一走出的学生，不能只盯着个人幸福，而要有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负责的意识。所以，一零一中一直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社会、研究社会，以实际行动推动社会发展。学生的社团活动非常活跃，其中公益类尤其显眼。要熏陶出“大”学生，首先要培养“大”教师。校长郭涵说：“我们工作在基层，但我们的境界不能低。要从社会发展、国家建设、民族大业的高度来理解、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落实到每天的工作中。”话虽朴实，但精神何其大也！

    一零一的可贵，就在于这样的大气。反观我们的一些中学，在追逐升学率的大战中，除了花死力气提升学生应试能力之外，早已忘记了教育还有更大的追求，甚至极力压抑学生眺望“窗外世界”的冲动。学校不是社会的孤岛，而应自觉与更宽广的精神世界联结、对话。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学校教育是要将每个学生带入全人类之中，让他“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这样他才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如果学校没有这样的大格局、大气象，企盼培养出有责任感、人格健全的公民就是一种奢望。

    高中要“高”。学校之“高”，不在于建筑物的雄伟，不在于应试排名的靠前，而在于自觉用人类精神财富的精华引导学生向精神的高峰攀登。一零一的“人文实验班”，其课程设计就是让学生多领略经典著作，多接触人文领域的高端智慧，比如“大师领航”课程、高端人物讲座、“走进人文社科学术殿堂”等，并希望由此能产生一批“未来思想家”。他们非常重视诗歌教育，专门把教材中的诗歌整合起来，尤其是20多首现代诗，集中放到高二教学。“读诗使人灵秀”。走进诗歌，就是抵达心灵最深处。他们不仅开展常规的艺术教育，而且格外重视提升学生欣赏高雅音乐的能力。音乐是最纯粹的美。他们期望音乐能启发学生欣赏、向往纯粹的精神世界。

    学校应该是人类精神的高地。一个不对人类精神财富充满敬慕的地方，一个不允许人的精神世界舒展的地方，一个不知带领学生去欣赏精神纯粹之美的地方，是不配称为学校的。一零一之“高”“美”，就在于她自觉用最美的、高尚的精神食粮，去满足学生心灵成长的渴望，并使他们懂得去欣赏经典、尊敬伟大。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对伟大崇高的认识和判断构成道德的基础，“如果不能经常目睹伟大崇高，道德教育便无从谈起。”苏霍姆林斯基也说：“凡是有崇高精神的地方，就会出现真正的人。”如果我们希望培养出有道德感的新一代，如果我们渴望提升自己的精神品格，整个社会尤其是学校就必须要有“精神高峰”的存在，而且我们还要养成乐于听从其召唤的习惯。

    高中要“中”。教育是文化的事业。文化第一要传承，其次才是革新。这里的“中”，指的是适度、中和。具体体现于学校办学，一是对传统的尊重，二是对规律的敬畏，三是对“日日新”的适度革新。有人说，大学对过去是负有责任的，就是让学生具有历史的记忆。一所学校如果不知道尊重传统，又怎么可能对历史负责？又怎么可能负责任地开创未来？据说有的中学，一个校长上任后，就开始改校训，并勒石留迹，以为可成历史；不料新的校长来了，又组织专家研究改校训，用刻着新校训的石头代替原来的。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学校还能留有多少文化气味？

    一所学校之所以有陶冶人格的力量，往往是因为有厚重的文化。相对于时代的喧嚣，一零一显得沉静。“追随时代潮流，但不盲从概念”是她坚守的信条。郭涵担任校长的这17年，基础教育领域风起云涌，改革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新口号、新概念层出不穷。但她拒绝做“颠覆性改革者”，而是从一零一中的历史出发，提出“守正出新”的办学理念，在发扬学校独特传统、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改良、创新乃至“微创新”。这样的做法，使一零一“失去”了一次次新闻聚焦的机会，但保证了学校始终沿着时代的正确方向行驶，实现了文化的传承和累积，并由此将学校良好的传统和文化无形化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的精神人格。

    的确，高中应该是社区、社会文化的引领者，但更应该是优秀传统、时代精神的守护者；她更多地是传承、积淀、酿造文化，而不是颠覆文化。哲人说：“大、中、小学教师都有责任维持秩序和形式，以使世界的精神财富流传下去。”学校多一份对传统、规律的敬意，社会或许就会多一份文明的素养、理性的清明。

    （作者系《人民教育》杂志副总编辑、编审）